1954年1月初的一个清晨，莫干山的雾还没退去，几辆吉普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。车停下后，毛主席精神奕奕地下车，随行的罗瑞卿、杨尚昆、胡乔木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亦跟着迈上石阶。山风微凉，却难掩兴致。两天前，毛主席刚在杭州完成一批中央文件的圈阅，对宪法草案“怎样写进人民当家作主”这件事仍念念不忘，此行不过想换个空气继续思考。
王芳负责贴身警卫，自知肩头重任，步子迈得总比别人快半拍。山腰处，罗瑞卿忽然笑着打趣：“王厅长，这名字细嫩得像小姑娘，改一改如何？”一句玩笑，竟为后来“改名之议”埋下伏笔。王芳憨厚地点头，没多解释。同行人员都觉得不过是一段插曲，却不料第二天在刘庄的晚宴上被正式提起。
时间回拨至1953年12月30日夜，西湖西岸的刘庄灯火通明。宴席原为给毛主席贺寿，气氛格外热络。罗瑞卿端起酒杯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山东汉子配‘芳’字，总叫人误会。”众人哄笑，王芳也不避讳：“草字头去了就是‘王方’，倒也干脆。”如果没有更高层的批示，他本无权擅自易名，酒意上头却没细想。
展开剩余75%偏在此时，毛主席放下筷子，目光扫向王芳，说道：“名字不用改，我不同意。”屋里瞬间静了半秒。毛主席顺势解释：“眼下荒山秃岭多得很，草木稀疏。王芳头上那一棵草，先留着吧。哪天中国山河都像莫干山这么绿，再说改名不迟。”众人会意，笑声再次溢出屋檐。
席间尚余四杯女儿红，毛主席笑着推给王芳：“别浪费。”王芳已喝一瓶有余，但仍仰脖一口干，毛主席轻叹“好酒量”。这一晚，“王芳能喝”成了毛主席对他最早也最直白的印象。
王芳何许人？山东新泰出身，1937年卢沟桥炮火响起，他加入八路军。十几年的沙场阅历将一个书生磨成硬汉：在鲁中军区，他组织敌工、审讯保密；在第三野战军，他协助七兵团剿匪、护粮。1949年建国，王芳调公安系统，三年里奔走江浙，查谍案、肃暗线，才有1953年底迎驾西子湖畔的机缘。罗瑞卿见多识广，却一眼看中“芳”字的柔气，也不算奇怪。
酒局之后不到一周，毛主席再上莫干山。山路崎岖，冬意尚浓，大家围着篝火闲谈。毛主席抬头望着云影翻涌的山巅，半开玩笑对王芳说：“等你老家那边树长满山坡，咱们再议名字。”王芳憨笑，心里却记下“绿化”二字。此后数年，他在省委常委会上常提植树造林，干部们暗赞“王厅长是动了真心”。
三月中旬，毛主席结束长达两个多月的杭州办公，北返北京。离开前夜，王芳照例在刘庄外守夜。灯火阑珊，毛主席步出书房，对他说：“少喝两盅，身体要紧。”语毕拍了拍他的肩。那一掌在冬夜里带着温度，也让王芳牢记一生。
从1954到1963年，毛主席先后十多次南下杭州。每一次，浙江公安系统的警卫方案都会在王芳案头反复修改：车队行进的次序、沿线联络暗号、湖边机要通讯点的伪装，无不事事亲审。有人问他：“守主席累不？”他答得简单：“不累，踏实。”或许，这便是老公安对肩章、对誓言的天然敬意。
岁月流转，王芳的“缺点”却始终未改。毛主席在中南海偶尔还会调侃：“让王芳戒酒，可比让他改名更难。”旁人听了莞尔。其实，若无当年那四杯女儿红，很多人恐怕记不住这位“铁面厅长”的另一面。
60年代后期，国内形势多变，王芳被抽调进京，参与中央政法口的整顿工作。一身正气加上多年战场历练，使他在风高浪急的日子里屹立不倒。1976年秋，他亲赴北京奔丧，守灵期间曾低声对身旁老战友说：“主席当年让我别改名，看来这辈子真得带着这‘芳’字走下去了。”言语平淡，却透着沉沉的怀念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王芳担任公安部长。彼时他已年近花甲，依旧作风硬朗。严打期间，他反复强调“雷霆手段与法律尺度并重”，被基层民警看作主心骨。可凡到宴饮场合，他都会先推杯：“我喝不得了，早让主席点过名。”言辞里透出长者的自律，亦带些自嘲。
1990年，70岁的王芳三次向中央递交辞呈，终获批准。退出一线后，他仍撰写公安工作笔记，整理浙西剿匪档案，为后来者留下一摞宝贵资料。2009年11月4日，这位与共和国并肩走过风雨的老兵在北京辞世，享年八十六岁。讣告发出时，军内外无不称他“法度严正，情义至深”。
而那枝当年被毛主席留下的“草”，始终点缀在名字里。如今翻阅档案，“王芳”两个字仍带着当年西子湖畔的笑声。历史有时就像西湖的水，表面平静，却悄悄映着旧日的光影。毛主席的那句“你们同意，我不同意”，不仅定格了一个名字，也留下了一段领袖与护卫之间别样的情谊，这份情谊穿越岁月，成为共和国往事中动人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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